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韩国是如何被财阀拖垮的？

六安热线 · 发表于 2019-9-4 21:26:57

韩国财阀有一个专门的英文单词“Chaebol”，由韩文直接音译而来，意为“拥有巨大财富的宗族”。
韩国经济命脉掌控在几大财阀手中，以三星为代表，不少人直接把韩国称为“三星共和国”，说韩国人一生难逃三件事，“死亡、交税和三星”。
而从李秉喆创立三星之始，到儿子李健熙，再到孙子李在镕，三星的三代人都触过刑，但“运气”也都特别好。在这个国家，“政商一体”的传统和黑幕重重的台下交易早已不是秘密。

（左起）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儿子李健熙、孙子李在镕
回顾韩国经济崛起的“汉江奇迹”，财阀功不可没，同时它们攫取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多数利润。尽管难以根治的“财阀病”令韩国人十分头疼和恼怒，但韩国经济发展一时之间仍无法从财阀体制中抽身走出。
在韩国经济无法摆脱“财阀经济”为基础的当下，韩国政府的头等任务显然是提振经济发展，对财阀的治理虽然不宜缓，但更不宜猛。否则，难以承受之重的致命打击，将令韩国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

小国家，大企业
在韩国，大大小小企业的所有者一家对自己的佣工或一般市民作威作福的事件经常发生。
比如大韩航空的韩进集团会长夫人李明姬曾对建筑工人又推又骂，被警方问话。而她的二女儿赵显旼，曾是“泼水门”事件当事人，在一次会议上辱骂广告代理商，朝人家脸上泼水，嚣张至极。
种种事件的发生让韩国国民至今对财阀家族并没有什么好感。不过，大部分韩国人都承认，财阀是经济开发时代的产物。韩国作为后发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选择了以财阀经济为中心的这条路。

韩国仁川大学教授曹亨真向《南风窗》记者分享了今年韩国釜庆大学产业生态系研究组的一项研究结果：财阀体制与社会普遍认知有所不同，其在减少诸多转包企业即中小企业的风险、提高他们的收益等方面均有正面作用，这些结论是根据实证得出的。
曹亨真紧接着指出，“但是因为财阀企业的成长过程并未遵循公平竞争或合理革新等原则，让人看到了企业垄断与榨取依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得了韩国的最高权力。他上台之初，也曾经试图对垄断经济的财阀进行打击，甚至采用没收财产的办法。理由是他们的财富都是通过与前政府的勾结非法攫取的。
彼时，韩国经济处在“低投资—低生产—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00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朴正熙很快就发现，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计其数的小企业面前显得十分乏力，而财阀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最后他不得已释放了90%以上的企业家，但条件是他们必须与政府合作。

朴正熙夫妇与子女们
那些顺从政府、忠实执行政府政策的财阀，往往能够获得极其优惠的金融贷款和财政补贴。
而在有些产业，一旦获得生产许可证，则几乎形成市场垄断。此后，政府、财阀、银行三者之间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合体，甚至被形容为“魔鬼三角”，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根据韩国金融监督院的数据，1989年韩国前5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已经上升为60%以上，前30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更是高达95%。
在韩国从积弱积贫迈向成长繁荣、创造“汉江奇迹”的过程中，政府与财阀之间形成一种“荣辱与共，同进同退”的非典型“互助”关系。

韩国乐天世界塔
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焦佩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将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三种形态。
朴正熙时代的韩国政府和财阀的关系基本属于国家主导财阀的形态，国家虽然扶植财阀但也能规制财阀。1987年以后韩国的民选政府开始渐渐被财阀所左右，则出现“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现象，属于财阀主导国家的形态。
其中，国家的权力因为金钱选举和三权分立而被大大削弱，国家元首成为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政府对财阀企业的态度在规制和合作之间左右摇摆，可以看作是财阀和国家相互依存的形态，强调国家权力干预与市场适应的有机衔接。
不过，就本质来说，这种特殊的“互助”关系其实就是变种的“官商勾结”模式，由此为韩国等一些国家埋下了“巨商富、官员腐”“财阀独大、家国式微”的祸根。

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剧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系主任郭锐认为，“在‘威权主义’时期和国家快速成长阶段，这种有悖于法治精神和市场规则的‘官商勾结’模式，尚可畅通无阻。
一旦国家政治迈向民主化阶段，加之国家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沉重打击，由‘威权政治’和‘财阀经济’相结合的怪胎恶果就会迸发出来，成为阻碍国家政治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难除毒瘤。”
无论如何，没有财阀的超常规发展，是很难理解韩国经济的奇迹的，但当韩国经济逐渐进入发达经济体，财阀问题就成了制约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目前，财阀企业的工资和福利与中小企业相比仍然明显优厚，所以成为了大多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目标所在。曹亨真指出，“这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新挑战的产生和革新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房地产阶级社会”
“我自己的土地我想怎么着都行，你们这些家伙造什么反，造反有什么用？”这句硬气的话来自韩国著名小说家赵廷来的长篇小说《太白山脉》。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基础在于处在社会位置顶端的大资本家和靠打零工度日的工人阶层组成的“劳动市场食物链”。但在韩国，房地产投机的食物链才是韩国资本主义的真正基础。
韩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土狭小，多山地，地狭人稠。虽然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小国，但却很难找到像韩国这样一天内土地价格暴涨的情况。
韩国土地问题的核心在于应该是所有人都有权利拥有的国土，却70%以上都成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并作为投机的手段谋取大量利益。

一位女士在山上看手机，远处是首尔的住宅区
曾任韩国国会议员的辅佐官，韩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孙洛龟在《房地产阶级社会》中统计过，韩国私有土地中有63%被占总人口5%的土地富人所垄断。
住房问题的核心也是在于100万套房屋被空置，但10名国民中就有4名租房生活，10名房产富人却拥有5508套房，甚至1人拥有1083套住房，形成了极端的房地产两极分化现象。
企业和财阀被指控为韩国第一次至第四次房地产价格暴涨的罪魁祸首。比如在1985年至1988年的4年内，三星、乐天、起亚、锦湖、斗山五大财阀花在技术开发方面的费用为5334亿韩元，但用于投资房地产的费用竟然是前者的4.3倍。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刘洪钟向《南风窗》记者分析，韩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加剧了普通劳动者的贫困化，一是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陷入买不起住房的困境。
二是由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投资环境的恶化，企业收益率很低，投资意愿下降，导致金融机构不愿给企业进行贷款，转而把资金贷给了那些有住房需求的中产阶级，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房奴群体。

韩国电影《寄生虫》剧照
在日本有个词叫“土建国家”，就是一些政客利用行政资源，不断规划兴建大型道路、机场、大楼等公共土木工程，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他们的目的是赋予大型企业财阀的开发建权，从中赢得财阀提供的资金支持。
日韩两国在这方面很相似。1975年起，韩国政府模仿日本的综合商厦制度，给予资本10亿韩元以上、年输出额5000万美元以上、海外子公司10个以上的财阀企业10年以上期限8%的低利率高额贷款。
当时韩国银行的存款利率高达20%，这种倒挂式融资使财阀企业大量买进土地，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
与此同时，财阀集团带动的房地产投机热潮形成了房地产阶级的金字塔最高顶点“房地产五敌”——建设业财阀、房地产官阀、政客、保守舆论媒体、一部分学者等，形成了“政经舆学大联盟”。

相比之下，同样人口稠密的新加坡房地产市场却非常稳定。郭锐向《南风窗》记者分析，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韩国则党争十分激烈，这造成双方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方针的意志和能力是截然不同。
加之新加坡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加到位和强势，其注重经济发展中的公平性问题，财阀经济也就缺少了存活的土壤。
反观韩国，各大财阀在国家迈向民主化阶段时实现了华丽转身，其摇身一变从听命于威权政府指令的弱势群体一跃成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令民主政府式微的关键一方，诸如“三星帝国”等说法不胫而走就是最好的反映。
当国家经济蜕变为“财阀经济”后，政府力量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就无法展现出来。

“青瓦台诅咒”
韩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或者说贫困化现象主要是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危机爆发后，韩国企业大量裁员，导致失业率快速上升，这些失业者被迫进入低收入服务行业或中小企业。
面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未能及时作出调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5年韩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6%，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这一比率分别为6%、12.4%、11.4%和5.7%，东亚的日本则是8.7%。

在财阀资产继续膨胀的这些年来，韩国本身的平均GDP增长率已经下滑到不足3%。2018年，韩国的GDP增速仅为2.7%，创六年新低。而家庭债务总量高企、年轻人就业不足等痼疾却没有丝毫解决的征兆。
事实上，从金泳三开启“文民政府”新篇章以来，此后的历任韩国政府都致力于革除“财阀经济”这一弊端，致力于斩除“官商勾结”的“财阀政治”祸患。
金大中时期借助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曾经一度出手整饬韩国财阀体制，包括公司治理制度改革、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是，财阀体制已深入韩国骨髓的现实，令金大中政府和此后的政治强人卢武铉总统也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革除财阀方案。韩国历届总统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几乎无一幸免，被称为“青瓦台诅咒”。
近些年仍在不断暴露出政商勾结的丑闻，比如朴槿惠出事后，九大财阀被集体调查。文在寅是在朴槿惠政府腐败案爆发引起全民讨伐的特殊时期上台的，因此在彻底解决财阀政治问题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正如郭锐向《南风窗》记者所分析的，“文在寅政府以‘干政门事件’为中心试图斩断‘官商勾结’链条的努力，也被从宽审判三星太子李在镕案击得粉碎。与其说这是文在寅政府对财阀经济的网开一面，不如说这是韩国历任政府共同的无奈之举。”
与此同时，受到日韩贸易战的影响，韩国财阀主导的半导体产业受创。虽说韩日两国的矛盾暴露出过去财阀体制抑制中小企业成长的问题，但是当下有能力扭转局面的行动者只有大企业而已。这种情况下，财阀企业宣布加强自主研发和进口多元化，与韩国国内的反日示威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效果。
曹亨真也表示，“出于这一现实，对财阀体制的抨击不得不暂且偃旗息鼓。在这种情况下，文在寅政府也很难拿出针对财阀的根本对策，当务之急只能先着手防止财阀介入政治、强化对社会弱者的支援和保护等问题。”
治理“财阀经济”是一场持久战。短期看，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缓和外部环境保证安全的发展空间就成为其最为关键的两项任务，这必须借助于各大财阀而不是打击其力量。但如果长期没有培育起中小企业创新的经济环境，单凭一届政府的力量，不可能终结财阀政治。
责任编辑：余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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